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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源真假难辨 正品承诺难兑现
一边奢侈品消费火热，一边奢侈品电商却经历“倒春寒”。真假难辨、退货难、标价不一……让主打“正品保障”“价格亲民”的众多奢侈品电商发展陷入“瓶颈期”，平台模式、经营、货源等问题渐渐凸显。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倪明 商品真伪屡遭质疑 100%正品难保证 今年1月，中国奢侈品电商第一股“寺库”宣布拟从纳斯达克退市。第三方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以及新浪黑猫收到不少用户怀疑假货但却难以验证而陷入维权困境的案例，其中，售卖假货、商品质量存瑕疵、退换货遭拒、退货难、不发货、价格标价不一以及售后问题成为七大热点投诉问题。 “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臧先生于2020年4月20日在“寺库”平台购买的Burberry钱包，5月9日收货发现防尘袋不像是Burberry官方的，钱包内衬布也没有BurberryLOGO。臧先生怀疑不是正品，于是向平台提出退货。对此，“寺库”称：短信回复消费者商品经核实确认是正品，批次不同，商品防尘袋以及一些细节会存在差异，如果您还存在质疑可以寄回检测，商品无法退换货。 业内人士透露，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品牌方只对门店或专柜出售的产品负责，而不对其他渠道卖出的商品的真伪问题负责，而大部分第三方鉴定机构得出的鉴定结论难以得到品牌方的认可。 除此之外，奢侈品市场中还存在很多“水货”，即在国外市场正常流通的商品，经商家以灰色通道入境，继而在国内销售。尽管这类商品为正品，但没有报关单、商品检验证明等文件，更没有国外品牌商的直接授权，在售后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对于商品货不对板，退换货成“难题”的现象，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蒙慧欣表示，消费者购买商家明确描述的商品并完成支付，那么商家就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完成交付，如若商家交付商品与实际不符，甚至出现其他的问题，理应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售后服务，而不应使消费者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此外，近期出台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就有规定商家应以显著的方式展示商品、服务的具体信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直播带货的相关视频要保存三年以上。因此，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留网购时的交易记录、交易信息、与卖家聊天记录截图等。遇到商家不诚信行为，积极向第三方监管部门举报维权。 建议：打通供应链从根本上解决奢侈品电商假货问题 万里目“售假门”、考拉海购加拿大鹅事件、雅诗兰黛事件曾引发业内对于真假货源的讨论。 “‘水’太深，‘路’太长，奢侈品电商仍然需要修炼。尽管奢侈品电商声称货源正品有保障，但实际上，假货问题依旧是当下奢侈品电商难以逃脱的‘魔咒’，如何彻底解决假货问题将成为奢侈品电商必须要跨过的‘门槛’。”蒙慧欣表示，因奢侈品电商很难得到奢侈品品牌商的认可，要想获得品牌授权和代理更是难上加难。这也间接导致在供应链上流通环节增多，而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信息不明的现象，就很容易滋生假货土壤。因此，从源头采购、入仓到配送到消费者手里，这一流程中如何保障正品才是奢侈品电商发展的关键。 蒙慧欣建议，平台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在售后服务层面能够做出保障整体购物时长。针对“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实现了“零拒绝”退货；对于延迟发货的责任，通过契约约束促进商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消费提醒：蒙慧欣表示，相比一般产品，奢侈品价格更高，并且在如何辨别商品真假上消费者困难重重，往往“专柜验货”这条路走不通，很难取证。因此，消费者网购奢侈品时不要轻信过低的价格，此外在购买前尽量要求商家出具授权证明，索要相关票据并保存好，这样在出现纠纷时可以更加有效维权。
护肤保养、彩妆用品受宠 这个平台让宝妈即省钱又赚钱
2018-01-08 07:00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汪株燚 记者 施翼
日前，娇时日化（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正式启动，这让公司在产品的研发能力上迈向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持续研发多场景产品、创建美妆生态是娇时日化经营的原动力。公司董事长虞琼斐说，研发中心是她和团队在2017一年里精心打造的技术平台，通过聘请全球皮肤科学、植物科学等领域的高端海归人才，秉承安全、环保可降解的健康理念，在已知的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应用，来满足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需求。
致力于生产彩妆和母婴产品的娇时日化，一直在搜罗全球各地的高精尖产品原料，来帮助婴童和孕妇解决日常护理问题。虞琼斐说，娇时拥有先进的皮肤管理方案，旗下的“好可爱”“美娇时”“be2 nature”“巴利伯爵夫人”等产品品牌已成为杭州市知名商标，而这些重点开发的针对孕妈和婴幼儿的护理品，有效地解决了宝宝红屁屁和妈妈怀孕时期的护肤保养等问题。与此同时，虞琼斐也发现，年轻妈妈越来越喜欢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观念，尤其是对彩妆用品非常关注。因此，娇时在去年还开张了一家线下的新零售体验店，为有需求的消费者私人定制个性化的彩妆方案。
“母婴、彩妆产品作为时尚产业的分支，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通过我们的创新研发，其中‘好可爱’宝宝洗护系列覆盖了全国四千家母婴门店，同时电商网络好评率高达98.5%以上。”虞琼斐表示，2018年娇时将在原来电商与传统事业部的基础上，成立宝妈云创事业部，依托于全国传统母婴实体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将门店、产品和宝妈重新连接，在提供健康天平价的产品的同时，为无数宝妈提供一个自用省钱、分享赚钱的一站式创业平台，共建母婴生态共同体。
“月薪4千买2万的包”：不是太虚荣，而是太残酷
这两天，一条名为＃月薪四千买2万的包＃的微博热搜引起了不少争议与讨论。
报道称，杭州一名女士月薪四千，却攒钱买了一只2万元的奢侈品包，此行为引起其先生不满，甚至打电话到媒体，抱怨妻子铺张浪费的消费行为。有人认为妻子花自己的钱，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月薪四千的确不该购买奢侈品。
微博热搜页面截图。
这一事件中，值得讨论的或许并非月薪四千到底该不该买奢侈品，而是即使收入不高，为何仍然如此渴望拥有奢侈品？
显然，2万的包超出了月薪四千的收入群体的承受范围，但如今的确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奢侈品消费。奢侈品消费群体已经从传统的社会名流及富人阶层走向了大众化、平民化。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奢侈品消费平民化的背后，有哪些隐含的问题？你是否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又如何看待奢侈品消费？
奢侈品的“平民化”
拉丁语中的luxuria，本意为过度挥霍与铺张浪费，后引申为淫荡、罪恶、贪婪的自我放纵之意。在《说文解字》中，“奢”意为用大鼎熬汤，“侈”意为一人独占两份肉食，同样含有铺张浪费之意。从“奢侈”一词诞生之时，它似乎就暗示着一种“负罪的愉悦”。但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享受这种“负罪愉悦”的权利曾经只属于少数阶层，是皇权贵族的专供品，而不是用来给普罗大众购买的。
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顶级奢侈品品牌，大多创建于19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是主要的奢侈品出产国，这部分是因为奢侈品品牌的发展与欧洲王室生活紧密相关。1837年，蒂埃里·爱马仕
（Thierry Hermès）
在巴黎开设了一家高级马具店。彼时，马车是上流阶级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贵族家庭通常拥有三四匹马，供不同场合出行。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为了提升法国的影响力，举办了两次万国博览会。蒂埃里·爱马仕抓住机会，携带产品参会并成功跻身“御用马具师”行列，自此才完成了品牌的飞跃。1828年，皮尔·弗兰科斯·帕休·娇兰
（Pierre-Francois-Pascal Guerlain）
在巴黎开设了第一家香水店，1854年，娇兰香水被拿破仑三世的皇后尤金妮
(Empress Eugenie)
选为御用香水。同样因受到皇室认可，娇兰品牌开始风靡巴黎上流社会。1835年，14岁的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在巴黎创业，1837年，路易威登开始为尤金妮皇后制作旅行箱，自此成为上流社会的象征物，并因此得以在1854年开设了第一家品牌店。1856年，托马斯·博柏利
（Thomas burberry）
在英国设立第一家门店，同样因受到英国王室喜爱，成为王室御用而跻身一线奢侈品牌，随后风靡上流社会并由此获得可观销路。
尤金妮皇后画像。
路易威登早期的旅行箱产品
透过这些品牌故事可以看到，奢侈品品牌在创立之初，大多服务于皇室贵族、或围绕其产生的上流交际圈，这一时期的奢侈品牌设计师，专为皇室设计衣服和皮制品，而这些品牌的发家史也大多与王公贵族紧密相关。直到21世纪初期，世界各地都出现富人阶层，奢侈品的服务领域才从贵族阶层扩展到了富人阶层，打破了维持了几个世纪的贵族门槛。而如今全民追逐奢侈品的消费盛景，则始自于“奢侈品平民化”运动。
上世纪90年代，各大主要奢侈品产业逐渐摒弃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成为对全球市场充满野心的商业公司。在这一时期，各大奢侈品品牌致力于在全球扩张门店，许多品牌还在这一时期推出了设计更年轻、价格更“亲民”的品牌副线。曾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奢侈品主餐的高级定制
（haute couture）
模式逐渐没落，奢侈品品牌通过名牌平民化不断拓展市场份额。在品牌宣传层面，以往在贵族名流、上层交际圈口口相传的宣传模式逐渐让位于媒体时代的作秀营销，大规模扩展了传播渠道。奢侈品广告成为一种面向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表演：一种精致的、昂贵的，但仍然可以努力触及的不凡生活。
曾经看起来只属于富人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正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这正是当下奢侈品消费的一大趋势。社会名流与富人阶层的奢侈品消费，仍然是奢侈品品牌的重要客源，但这一客户群体在今天已经大大扩展，打工族与城市白领也成为奢侈品消费的生力军。一项针对日本东京女性的调查显示，将近94%的人拥有至少一件Louis Vuitton的单品，92%的人拥有Gucci，57%的人拥有Prada，51％的人拥有Chanel。在中国，情况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一份《2018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者数字行为报告》
（由波士顿咨询公司与腾讯联合发布）
中指出，新一代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非常年轻，其中58%是18-30岁的年轻人，女性消费者比例达到71%，预计到2024年，中国消费者将贡献全球奢侈品市场40%的销售额，带动全球市场75%的增长。至此，名牌消费已不再是贵族名流的专属品，彻底成为了平民的拜物教。
不断细分的奢侈品市场，与永动机般的符号消费
自然，这一拜物教并非天然根植于消费者心中，必须借由大量品牌扩张手段实现强化传播。在《名牌至上：亚洲奢侈品狂热揭秘》一书中，作者将奢侈品消费的扩张模式分为5个阶段：征服期、富裕期、炫耀期、适应期与生活期。征服阶段，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种下”对奢侈品的欲念与渴望；随后的富裕期则是消费的开始，透过入手奢侈品，逐渐形成品牌认同；而在“炫耀期”，名牌主要作为展现经济实力的物件存在。一般“炫耀期”会持续5到10年，量变累积到质变之后，奢侈品消费就开始进入“适应期”。在最后一个阶段“生活期”，奢侈品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除非经济水平发生断崖式的跌落，否则奢侈品将成为消费支出中的必备选项。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奢侈品品牌消费的“炫耀期”
（似乎在逐渐进入“适应期”）
，欧洲、日本等地则已进入奢侈品消费的“生活期”。
当我们在消费奢侈品时，我们消费的到底是什么？
《消费社会》，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 刘成富 / 全志钢，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
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鲍德里亚的名作《消费社会》。其中，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论述，是指出了消费行为从物向符号的转变，即消费行为不再是对物的功用或使用价值的需求，而是对商品背后所代表的含义
（以及含义的差异）
所产生的需求。“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体现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此消费是符号意义体系结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根据。”也就是说，物品必须具有一个外在于它并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组织为表达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消费行为消费的已然不是物，而是人与物的关系结构。
奢侈品的符号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其他消费类型相比，奢侈品代表着财富、地位、品位，甚至是不少人“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对于身陷庸常中的人，它常常暗示着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更精致、更优雅的生活。奢侈品消费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奢侈品消费平民化，更大范围内满足了消费者对奢侈品的符号消费需求。但与此同时，奢侈品的扩张本身也在急剧稀释着品牌的稀缺性，这构成了奢侈品平民化运动中的悖反。在任何一个城市的繁华商圈，一只LV Neverfull手袋的撞包几率是100%，而毫无疑问，“撞包”大大稀释了奢侈品消费的快感。不断扩张的消费群体，也意味着消费水平的参差不齐。
《欲望都市》剧照。
为了应对这种双重困境，各大奢侈品牌将产品序列不断推陈出新，推出新设计、新包型；而那些售卖量最大、最受欢迎的包款则被打造成“经典款”，将撞包的尴尬巧妙化解为“英雄所见略同”。为了照顾不断扩大的、消费水平不尽相同的消费群体，每个奢侈品品牌几乎都推出了副线，比如Giorgio Armani推出的Emporio Armani； Chloé推出的See by Chloé； Marc Jacobs推出的Marcby Marc Jacobs；以及Burberry限定在日本售卖的Burberry blue label
（博柏利蓝标）
等。这些副线品牌大都主打年轻化与设计的多样化，它们的存在聚集了一批新鲜、年轻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同时也将长期持有奢侈品、以及持有更“高级”奢侈品的消费群体区隔开。
不断细分与更新换代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说明消费者对意义的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微妙。这一系列“对策”，实际上都是为了小心翼翼地维护奢侈品的符号意义体系，将其平民化与奢侈性调配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保持消费群体内部的生态平衡。无论是哪个消费群体，消费行为中都包含着“求同”与“存异”的需求——靠近更高的阶层，同时使自己区隔于较低的阶层。而一旦不同阶层中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对象出现重叠，消费符号就需要新的更迭，制造新的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往复，符号消费成为一个永动机般的存在。
重新成为消费的主体
实际上，消费者试图通过消费获得的，是无休止的消费行为中构筑起来的独一无二的自我想象。从这一点上来说，消费奢侈品与消费其他商品并无二致，区别只在于对自我想象的差异。但这却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游戏 ，其困境在于，建基于消费符号之上的自我想象是如此脆弱，总是在倏忽之间就滑入失效的深渊。
顺着鲍德里亚的理路行进，消费行为将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符号，我们变成购买的商品把我们塑造成的东西。不仅我们与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了被消费的关系，就连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也成为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以女性所进行的一系列“自我护理”消费来说，“人们向女人出售东西，女人自以为是在进行自我护理、喷香水、着装，一句话即自我‘创造’，其实这个时候她在自我消费。”而此时消费行为一旦失效，遭受威胁的不只是消费行为本身，还有被消费的自我。
《工作、消费、新穷人》，作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译者: 仇子明 / 李兰，版本: 三辉图书｜吉
如同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所论证的，消费社会正在制造无数新穷人
（new poor）
。可以说，每一次符号消费遭遇困境的时刻，我们自身都沦为了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即是有缺陷的消费者
（flawed consumer）
。总有某些瞬间，我们会无可避免地成为“有缺陷的消费者”，无论是经济上的匮乏，还是心理上的不足。
“它什么都好，就是贵了点。但贵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如果我们发现某样商品的售价高于自己的承受范围，这是一句最常见的调侃。玩笑之余，也令我们瞥见当下的消费者早已自我指认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如同，当我们面对广告中铺天盖地的完美形象，激起的往往是对自身不够完美的身体或生活的厌恶。拿最流行的口红消费来说，当你发现涂在模特嘴上亮丽诱人的口红，在自己的嘴唇上却不那么适合时，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对自我的质疑：我的肤色、牙齿、五官......，无法搭配这支口红。
讽刺的是，当符号消费占据我们的生活，最初对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的渴望，反倒不断被消费行为本身推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身处的消费时代，与其说是太过虚荣，不如说是太过残酷。
我们是否还有在消费社会中获得自由的可能？
鲍曼似乎比鲍德里亚更为乐观。他援引帕特里克·克里的话，认为“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这似乎暗示着我们回归消费的本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非符号价值。当我们能够有能力与勇气剥离两者， 我们或许才可能重新成为消费的主体。
作者：张婷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